让我们回到四年前的正统十四年（1449）八月十八日，就在那一天，于谦挺身而出，承担了挽救帝国的重任，为万人推崇，并从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为光辉的历程。
但就在那一天，另一个人的命运也被彻底改变。
“而今天命已去，唯有南迁可以避祸。”
这就是那一天徐珵的发言，接下来他得到的回应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：
“建议南迁之人，该杀！”
这两句话就此决定了于谦和徐珵的命运，于谦在众人的一致称赞推举下成为北京城的保卫者，荣耀无比。
而徐珵得到的是太监金英的训斥：“滚出去！”（叱出之）
然后，他在众人的鄙视和嘲笑中，踉踉跄跄地退出了大殿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自己竟然会因为这句话被群臣耻笑，被看作贪生怕死的小人。
他很明白，自己的政治前途就此终结了。
其实很多人都想逃走，我不过是说出了他们心底的话，为何只归罪于我一个人？
受到于谦的训斥，被众人冷眼相待的徐珵失魂落魄地离开宫殿，向自己家走去。因为只有在那里，他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。
可他想不到的是，还没等他到家，另一个打击又即将降临到他的身上。
因为当他走到左掖门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叫江渊。
江渊是徐珵的朋友，也是他的同事，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，二人平时关系很好，而江渊见到徐珵如此狼狈，便关心地问他出了什么事。
徐珵十分感动，哭丧着脸说道：“我建议南迁，不合上意，才落得这个地步。”（以吾议南迁不合也）
江渊好声安慰了徐珵，让他先回家去好好休息，凡事必有转机，自己也会帮他说话的。
然后，江渊在徐珵感激的目光中走进了大殿，他朝见朱祁钰后，便以洪亮的声音，大义凛然的说道：“南迁决不可行，唯有固守一途耳！”
几个月后，江渊被任命为刑部侍郎，文渊阁大学士，成为朱祁钰的重臣。
这真是精彩的一幕。
徐珵绝望了，并不只是对自己的仕途绝望，也对人心绝望，当时无数的人都在谈论着逃跑，而自己的这套理论也很受支持，可当自己被训斥时，却没有一个人帮自己说话，那些原本贪生怕死的人一下子都变成了主战派，转过来骂自己苟且偷生，动摇军心。
这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变化给徐珵上了生动的一课，也让他认识到了世态炎凉的真意。
这之后，每天上朝时，很多人都会在暗地里对他指指点点，嘲讽地说道：“这不就是那个建议南迁的胆小鬼吗？”而某些脾气大的大臣更是当着他的面给他难堪。
这些侮辱对于一个饱读诗书，把名誉看得高于一切的读书人而言，比死亡更让人难以忍受。
但徐珵每天就在这样的冷遇和侮辱中按时上班上朝，因为他要活下去，生活也要继续下去，不上班就没有俸禄，也养不活老婆孩子。
窝囊地活着总比悲壮地死去要好，这就是徐珵的人生哲学。
人生中最难承受的并不是忍，而是等。
徐珵坚持下来，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工作成绩终归会被人们所接受，自己总有翻身的那一天。可是事实又一次让他失望了。他工作成绩很好，可总是得不到提升，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去求自己的仇人于谦。
于谦确实是个光明磊落的人，他并没有因为徐珵建议南迁就不理睬他，而是主动向朱祁钰推荐此人，可是朱祁钰一听到徐珵的名字就说了一句重话：“你说的不就是那个主张南迁的徐珵吗，这个人品行太差，不要管他。”
于谦没有办法，只能就此作罢，而徐珵并不知道这一切，他误以为这是于谦从中作梗。从此在他的心中，一颗复仇的火种已经播下萌芽。
被人侮辱和嘲讽，辛勤工作也得不到任何回报，只是因为当时说错了一句话，对于徐珵来说，这确实是不公平的。
他想改变自己的窘境，却又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，冥思苦想之下，他竟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——改名字。
在我们今天看来，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，难道你换个马甲就不认识你了吗？
可是在当年，情况确实如此，毕竟皇帝陛下日理万机，徐珵改名字也不用通知他，更不用通告全国，到户籍地派出所备案，而只要到吏部说明一下就行。到提交升迁的时候，皇帝陛下也只是大略看一下名单而已，绝对不会深究有没人改过名字。徐珵抓住了这个空子，将他的名字改成了徐有贞。
瞒天过海后，徐有贞果然等来了机会，他被外派山东为官，徐有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且具有很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，外派几年干得很好，之后凭借着自己的功绩被提升为左副都御史。
对此我曾有一个疑问，因为左副都御史是都察院的第三号人物，有上朝的权力，也是皇帝经常要见的人，那朱祁钰为什么会认不出这所谓的徐有贞就是徐珵呢？
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，想来是皇帝陛下太忙了，早已不记得徐珵的模样了。
无论如何，徐有贞的人生终于有了转机，但在他的心中，一刻也没有忘记过自己所受的侮辱和讽刺，他在静静地等待。
等待着复仇机会的到来。
疯狂的朱祁钰
朱祁钰得偿所愿，立了自己的儿子为皇位继承人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在这场皇位归属的斗争中，他获得了胜利。
可是这场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，第二年（景泰四年，公元1453）十一月，朱祁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，他的儿子，帝国的未来继承者朱见济去世了。
这下问题麻烦了，儿子死了倒没什么，问题在于朱祁钰只有这一个儿子，到哪里再去找一个皇位继承人呢？
而更为麻烦的还在后头，很多大臣本来就对朱见深被废掉不满，便趁此机会要求复立，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
反正你也没有儿子了，不如另外立一个吧。
可是朱祁钰不这么想，他已经和朱祁镇撕破了脸，要是复立他的儿子为太子，将来反动倒算，置自己于何地？！
可问题是太子是一定要立的，偏偏自己又不争气，生不出儿子，这儿子可不是说生就能生的，就算你是皇帝，这种事情也不能随心所欲。
一来二去，朱祁钰急眼了，加上由于国事操劳，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，想到将来前途难料，他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，疑心也越来越重。
可是破屋偏逢连夜雨，怕什么来什么，不久之后，两个大臣的公然上书最终掀起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暴。
这两个大臣一个是御史钟同，另一个是郎中章纶，这二位仁兄职务不高，胆子却不小，他们各写了一封奏折，要求复立朱见深，其实这个说法很早就有，朱祁钰也读过类似的奏折，就算不批准，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，但坏事就坏在此二人的那两份奏折上。
这二位仁兄的奏折有什么问题呢，摘抄如下：
先看钟同的：“父有天下，固当传之于子，太子薨逝，遂知天命有在。”
这句话如果用现代话说得直白一点，可以这样解释：老子的天下应该传给儿子，现在你的儿子死了，这是天命所在，老天开眼啊。
而章纶先生的更为厉害，他不但要求复立，还要朱祁钰逢年过节去向朱祁镇请安，中间还有一句惊世骇俗的话：“上皇君临天下十四年，是天下之父也，陛下亲受册封，是上皇之臣也。”
这句话的意思就不用解释了，地球人都知道。
说话就好好说话嘛，可这二位的奏折一个讽刺皇帝死了儿子是活该，另一个更是提醒皇帝注意自己的身份。把皇帝不当外人，也真算是活腻了。
后果也不出意料，朱祁钰看过之后，暴跳如雷，当时天色已晚，朝廷也都已经下班了，按规矩，有什么事情应该第二天再说，可是朱祁钰竟然愤怒难当，连夜写了逮捕令，从皇宫门缝递了出去（这一传送方式紧急时刻方才使用），让锦衣卫连夜抓捕二人。
此两人被捕后，被严刑拷打，锦衣卫要他们说出和南宫的关系以及何人指使，想利用这件事情把朱祁镇一并解决，但这二人很有骨气，颇有点打死我也不说的气势，一个字也不吐。
这两个人的被捕不但没有消除要求复立的声音，反而引起了一场更大的风潮，史称“复储之议”。一时间，大臣们纷纷上书，要求复立，朝廷内外人声鼎沸，甚至某些外地的地方官也上书凑热闹。
朱祁钰万没想到，事情会越闹越大，他已经失去了儿子，现在连自己的皇位也受到了威胁，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，他的情绪已经近乎疯狂。
为了打压这股风潮，他动用了老祖宗朱元璋留下的传家之宝——廷杖。
他使用廷杖的原则也很简单，但凡说起复储的人，一个也不放过，个个都打！
一时之间，皇城之前廷杖此起彼落，血肉横飞，惨叫连连，应接不暇，大臣们人人自危，这股风潮才算过去。
当时复储的大臣几乎都被打过，而这其中最为倒霉的是一个叫廖庄的官员，他的经历可谓是绝无仅有。
廖庄不是京官，他的职务是南京大理寺卿，在景泰五年（1454），他也凑了回热闹，上书要求复储，不知为什么，后来追查人数打屁股时竟然把他漏了过去，由于他也不在北京，就没有再追究了。
一年后，他的母亲死了，按照规定，他要进京入宫朝见，然后拿勘合回家守孝，这位仁兄本来准备进宫磕了头，报出自己的姓名，然后就立马走人，没有想到朱祁钰竟然把他叫住了：
“你就是廖庄？”
廖庄顿感荣幸，他万没想到皇帝还记得自己这个小人物，忙不迭地回答道：“臣就是廖庄。”
朱祁钰也没跟他废话，直接就对锦衣卫下令：
“拖下去，打八十杖！”
廖庄目瞪口呆，他这才想起一年前自己凑过一次热闹。
朱祁钰不但打了他，也给他省了回家的路费，直接给他派了个新差事，任命他为偏远地区定羌驿站的驿丞（类似官方招待所的所长，是苦差事）。
打完了廖庄，朱祁钰猛然想起这件事情的两个罪魁祸首钟同和章纶，便询问手下人这两个人的去向，得知他们还关在牢里后，朱祁钰一不做二不休，决定来个周年庆祝，连这两个人一起打。
为了表现他们的首犯身份，朱祁钰别出心裁，他觉得锦衣卫的行刑杖太小，不够气派，便积极开动脑筋，自己设计了两根大家伙（巨杖）。专程派人送到狱里去并特别交待：“这两根专门用来打他们，别弄错了！”
说实话，那两根特别设计的巨杖到底有多大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的是，这一顿板子下来，那位钟同先生就去见了阎王，而章纶估计身体要好一些，竟然挺了过来，但也被打残。
朱祁钰这种近乎疯狂的举动震惊了朝野内外，从此没有人再敢提复储一事。
朱祁钰本不是暴君，就在几年前，他还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，和他的哥哥相敬如宾，感情融洽，但皇权的诱惑将他一步步推向黑暗，他变得自私、冷酷、多疑、残忍。囚禁自己的哥哥，废黜自己的侄子，打死反对他的大臣，谁敢挡他的路，他就要谁的命。
但他的这些举动并没有换来权力的巩固，不断有人反对他的行为，他唯一的儿子也死去了，却没有人同情他，那些大臣们只关心下一个主子是谁，而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，撑不了多久了，他很明白，一旦自己死去，朱见深很有可能继位，而朱祁镇也会再次出山，清算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为了权力他六亲不认，做了很多错事，可事到如今却回天乏术，欲罢不能，面对着隐藏的危险和潜流，他唯有以更加残忍和强暴的方式来压制。
权力最终让他疯狂。
歇斯底里的朱祁钰终于用棍棒为自己争得了平静的生活，但这平静的生活只有两年。
景泰八年（1457）正月，按照规矩，朱祁钰应该去主持郊祀，可他已经病重，已然无法完成这件事，更让他心灰意冷的是，眼见他病重，大臣们非但不慰问他的身体，反而趁此机会上书让他早立太子。
人还没有死，就准备定棺材、分行李了。朱祁钰的愤怒已经无以复加，他急火攻心，病情加重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他便找来了一个人，让他替自己去主持祭祀。
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，因为他叫来的这个人正是石亨。
此时的石亨已经成为了于谦和朱祁钰的敌人。北京保卫战立下大功后，他得到了最高的封赏，被册封为侯爵，而功劳最大的于谦却只得到了少保的虚名，石亨心里不安，便自行上书保举于谦的儿子于冕为官，算是礼尚往来。
可他没有想到，于谦对此并不感冒，反而对朱祁钰说了这样一段话：“石亨身为大将，却保举私人，应予惩戒！”
搞什么名堂，保举你的儿子，不但不领情，竟然还去告状！
石亨不能理解于谦这样光明磊落的行为，他也不想理解，他只知道，于谦是一个不“上路”的人，一个不履行官场规则的人。
而这样的人，是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的。
但是于谦是不容易对付的，他的后台就是朱祁钰，石亨明白，要解决这个对手，必须先解决朱祁钰。
而当朱祁钰奄奄一息地召见他，让他代为祭祀时，他意识到，机会已经来临。
这一天是正月十一日，阴谋就此开始。
本章结束